一、引言
　　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由于不同的传统和范式通常有不同的核心概念，因此，概念的选择通常决定了理论的适用，进而决定了研究结论的形成。这也就意味着，一项研究在一开始选择概念的时候可能已经决定了研究结论。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研究者需要借助概念和理论来实现对社会现象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研究者一旦选定了概念和理论，则又局限了视野，将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异化为对理论有效性的验证，从而偏离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对这一悖论的破解成为跨学科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与传统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跨学科研究的本质就是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而非拘泥于某一个特定的核心概念或理论。
　　以此来观察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研究，也需如此。当下，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管理的七大任务之一，社会矛盾也因此成为社会管理研究的重要概念和内容。即便从学科属性上看，社会管理与公共管理最终可能殊途同归，但与“舶来”的“公共管理”不同，“社会管理”缘起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更具有中国转型期的独特性。如果要将其纳入学术研究，则必须突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和单一的分析视角，以跨学科的方法尽量“还原”社会矛盾的全貌。当然，以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社会运动”，或政治学中的“政治抗争”、“集体行动”来解读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也能获得一些洞见，但难免又失之偏颇。因此，本文旨在从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问题出发，以一种跨学科的分析视野，尝试从学理层面厘清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内涵、结构与形
　　收稿日期：2012—07—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研究》（11&ZD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群体性事件源头治理研究》（12YJC81003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预警与化解研究》（2010ZDIXM012）。
　　作者简介：张海波，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210093）。
　　童星，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京210093）。式。
　　二、中国社会矛盾的内涵
　　在中文中，“矛盾”一词出自《韩非子》中“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的典故，通常泛指事物之间的对立。因而，社会矛盾就是指社会性的对立。然而，“社会”是什么？虽然古汉语中也有“社会”一词，其意主要是指祭祀土地神的集会，但与今天学界所用的、由日本学者翻译而来的“社会（society）”并不完全相同。德国学者滕尼斯（F. To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社会与共同体相对而论，认为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小范围的、古老的，社会则是人有目的的联合，是大范围的、现代的。［1］在更一般的意义上，“社会”主要指西方的市民社会，它与政治国家相对。
　　很显然，中国的社会矛盾是关于当下中国“社会”的矛盾，既非中国传统“社会”的矛盾，也非完全西方意义上的“社会”矛盾，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2］。那么，什么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
　　（一）转型社会
　　类似的表述还有开放社会、能动社会、多元社会、公民社会等。但是，转型社会只是一种过渡形态，与这些理想的社会类型之间虽有一些相似，但更多的则是不同。例如“开放社会”，这一概念虽不是波普尔（K. Popper）的首创，但却因其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为学术界所熟知。按照波普尔自己的界定，“开放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学会批判地对待禁忌，并凭自己的智性权威做出决定”①。而在中国，开放社会主要是与传统乡土社会相对应：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人流动的范围多以“乡脚”为限［3］；在开放社会中，人则可以大范围、大规模的流动。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人口流动必然会带来流动人口管理的难题，形成既脱离了土地、又无法融入城市的“游民”，甚至造成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冲突，这些成为社会矛盾中一些重要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如2009年的“石首事件”、2011年的“增城事件”中都有这一因素。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当前的转型社会与波普尔所说的开放社会并不完全相同。又如“能动社会（active society）”，波兰尼（K. Polanyi）将其定位为对市场扩张积极回应的社会。［4］这可以解释西方社会中工会主导的劳资冲突和工人运动，但很显然与中国当前的现实也不相符合。至于多元社会、公民社会，虽然也都能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中找到一些相应的佐证，但与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相去更远。
　　从目前来看，转型社会既是当前中国社会形态的主体，也是对中国社会形态最为贴切的描述。傅高义（Vogel）在其新作《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中指出，理解今日中国的关键在于现代中国的转型。当然，中国的转型社会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复合社会形态，难以尽言。帕森斯（T. Parsons）认为，社会变迁的核心特征就是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以维持社会的动态均衡。［5］这一观点看似简练，却极有普适性，不仅可以解释一般性的社会变迁，也适用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在以“单位制”解体为发端的社会转型中，总体性社会逐步瓦解［6］，社会结构不仅在静态上出现倒“丁”字型的分化格局［7］，在动态上也保持着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所说的“马拉松”式的分化趋势。当然，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均衡倾向相反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只有分化及由此而形成的区隔、排斥和冲击，却极少有整合，以至于整个社会并没有趋向于动态均衡，而是在“刚性稳定”［8］的约束下走向了静态或僵化的均衡。具体来看，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结构分化主要发生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以个体进行分化，从吃“大锅饭”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个体之间的贫富分化。在这一分化过程中，虽然能否致富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个体的能力差异，但“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时期对资源的控制以及90年代“下海潮”中的政商合作，还是从90年代至今在股票等金融市场中的利益输送，他们总是因在社会结构中的优越地位而优先获得资源或信息。二是以群体（group）进行分化，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线，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抓大放小”到现在的“国进民退”，形成了以垄断企业干部职工为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和“下岗”工人、“低保”人群为主体的利益受损群体。与个体之间的贫富分化不同，群体并非松散的“集合（aggregate）”或“社会类属（social categories）”，而是共享特定的目标和期望。［9］组织也是群体的一种，是为达到特定目标而经过精心设计的群体，因此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表现为组织之间的冲突，或群体对组织的冲突。当然，由于中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管制，因此这种对立并不多见。三是以阶层（stratum）进行分化，形成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因为阶层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0］，因此这种分化是潜在的，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