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国家的地理条件使得自由民容易直接参与城邦的政治活动。斯多亚派的自然法和普世之爱与平等的观念也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渊源之一。古希腊人在对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顶礼膜拜的同时，也发展出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对自然奥秘的追问中，他们还思考和实践什么是正义等问题。围绕知识的确定性问题逐渐发展出了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这样一套知识论的方法和体系。在1100多年的中世纪，信仰和知识相结合，先是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的综合，后是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综合，使得教皇与国王两个权威交织在一起。即世俗的和神圣交织在一起，教会的权力和国王的权力既相统一又潜藏着冲突。随着教皇拥有绝对权威时，民众的自由观念就生长起来，这是欧洲的自由思想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原因。
　　学界一般认为，西方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理性文化，一个是宗教传统。前者把对社会和自然探索等问题交给哲学和科学来解决，后者把信仰和道德等问题交给基督教和教会去解决，认为他们的分工很清楚。实际上，西方的思想史、精神史告诉我们，理性文化与宗教文化在中世纪乃至包括之前和之后的更长时期常常交织在一起，虽有矛盾和冲突，又有结合统一的时候。信仰与理性的结合，是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不可磨灭的贡献。奥古斯丁年轻时相信摩尼教的两个灵魂之学说，认为宇宙中有两个灵魂，一个是恶，一个是善，认为人性的善恶便是源于这一原因。在奥古斯丁的时代，教会逐渐承担起将拉丁世界和希腊世界的文化遗产长久保存的使命，这是我们之所以要把中世纪看作是一个中性词而不一定非要是一个贬义词的重要理由。奥古斯丁是将信仰与理性融合在一起的最早的一批神学家之一。奥古斯丁在强调信仰高于理性的同时，又认为确定知识是存在的，即理性是无可怀疑的；自我的精神状态是可以被认识的，反思和内省能够给我们以超出当下经验之外的确定知识或洞见。而且又认为数学和逻辑也是一种无可怀疑的确定的知识，并认为“内在生活和逻辑形式高于感官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的优先性”，他所强调的内在生活和纯粹形式也就是宇宙中最本质、最实在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再现，看到了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安瑟伦认为，理性不仅不会与信仰有任何冲突，而且还会为它提供支持。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是可以相信的最合理的事物。他认为，上帝既是宇宙从无到有的原因，也是宇宙持续存在绵延不断的原因。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基督化”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被换成了上帝。较之奥古斯丁，阿奎那对信仰和理性作了更好的调和。他认为，借助于我们的自然理性可以揭示许多宇宙的运行法则，包括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所以，在阿奎那这里，信仰和理性是重合的。他承认人类在没有信仰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过一种有德性的幸福生活，但是在德性和幸福之外还有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拯救。前者是政治家的责任，后者是教士的使命。这样，政治和伦理成了宗教的基础或者是它的“初级阶段”，世俗与宗教、理性与信仰又实现了重合。阿奎那在古希腊四基德的基础上又提出“信仰、希望和爱”三主德。阿奎那把世俗智慧与基督教信仰进行完美的结合，其前提是人本身就是理性的存在与灵性的存在之统一体，但是人的最高目标是拯救，拯救需要信仰，也可以说基督教的终极目标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主义。
　　马丁·路德反对传统和教皇，倡导《圣经》和个人信仰，且对传统的拯救观采取批判的立场。路德把信仰重新置于理性之上，认为一切都在《圣经》之中，不需要教会的教父们和教皇来告诉信徒。他强调，唯有信仰，而不是功德，才称义，才解放，才拯救；同时主张受信仰引导的理性可以成为神学的侍女，但是理性不能独立于信仰自行其事，不能成为伦理道德的基础，这样就使得自己走上了非理性主义的道路：我们不能把规则和规范置于上帝的意志之上。路德对西方文化传统产生的重大影响主要是，论证了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关系。这种论证就其形式而言后来成了现代西方政教分离的前身。路德是这样认为的，这两种权威都是上帝创建的，世俗政权的建立，是为了维持社会中的公义和秩序，他们使用的统治武器是鲜血淋漓的剑；宗教政权运用的手段是言语，用言语的导引诉诸臣民和统治者的良知。路德深信人性是恶的，必须要用锁链和绳索来加以束缚。世俗政权的局限是只管人的外在的行为，无法使人在内心中立法，能够使人在内心中立法的只有上帝之言。
　　
　　三、中西世俗化演进的路径和特征比较
　　
　　综上所述，西方的历史文化首先是与上帝和神相伴随的，直到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上帝的地位才开始真正动摇，但由人神对立的紧张而形成的西方文化传统并没有髓着社会的发展而消解，反而由这一传统发展出了主客二元、重逻辑的思维模式。中国文化在夏商周之前也有类似西方上帝的天帝和神，自周代开始一些有智慧的统治者把对天帝的膜拜转化为对自身行为的审视，这是一种道德自觉意识和最早的人文主义开端，它不同于西方的人神对立(或主客对立、天人对立)，主要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世俗化程度和水平就已很高，这是一种伴随人文精神的超越性之世俗化。西方的主客二分有利于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中国的天人合一有利于对社会人事的治理。因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关国家的治理理念和实践的经验智慧相对较高，与现实生活实际紧密接触的科学技术也相对较为发达。“天人合一”是一种立足于人事的人世主义的宇宙观，在认识论层面即是注重认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即强调知行的统一。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自五世纪至十五世纪在古代科学技术领域领先于西方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毕竟只是发生在经验世界，缺少严密的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形式逻辑的体系，仅是“见闻之知”，在现代科学技术的环境中就显得跟不上潮流。西方的主客二元、人神对立在古代显得愚昧而不开化，尤其是在《旧约》中信徒对自己所信奉的主的执着，表现为极端的偏狭和执拗，使得一部西方历史成为一部血淋淋的宗教战争史。与西方相比中国社会很早就开始了世俗化进程，譬如儒家是彻底的人世主义。儒家认为现世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儒家不希图任何解脱，他所期待的道德报偿是：今生长寿、健康、富贵，身后留个好名声。它有内在超越，那就是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身后活在他人的心中。但这种超越在传统社会总是受到王权政治的约束，非为个人而是为家国天下、君权社稷。直到二十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普通民众才真正开始尝到个人独立和解放及其享受到物质的现代化的好处。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才开始走上世俗化道路，由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到来，足足比中国人晚进入世俗化一千多年，却又比中国人早进入近代意义上的世俗化约四百至五百年。西方经由宗教改革，开始了彻底的人世生活。加尔文的预定论赋予清教徒通过世俗化的业绩生活也可获得证明救赎的地位。这样，清教徒可以合情合理地关注世俗生活，认为世俗生活的成功是对上帝的信仰，而财富愈多愈证明上帝对你的青睐，这就使新教伦理成了资本主义精神和动力。清教虽然达不到儒家的世俗化程度，但它的人世是为了证明救赎，而儒家的世俗是纯粹的人文主义，相对于儒家的人文主义，西方的世俗化还是神文主义。不过西方通过改造传统的人与神的关系，将人从中世纪教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种解放要比我们更彻底。建立在理性、自由、重感性肉体和精神的统一的古希腊精神以及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使得西方的世俗化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上。西方的社会契约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作为理想社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社会，这是西方社会世俗化过程中的重要道德资源和精神推动力。西方文化传统认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个人应该以其自身的方式行事而无需受到他人的干预。个人主义、民主宪政和市场经济成为西方社会的鲜明标志。作为宪政的社会契约是基于每个人的同意而达成的协议，宪政所要保护的每一缔约者的真实意愿的实质是在宪法上享有自由、权利和尊严，可见西方在世俗化过程中有其维护信仰的多元化亦即维护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的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