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后时代的中日关系:基本态势与变化(4)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刘君涵 发表于:2012-04-02 11:42  点击:
【关健词】日本大地震 中日关系 全球化 世界格局
东亚地区地形复杂,历来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区域,2004年印度洋海啸造成周边多国共20多万人死亡或失踪,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救援;仅去年一年区域内就发生了4次7级以上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的发生再次

   东亚地区地形复杂,历来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多发的区域,2004年印度洋海啸造成周边多国共20多万人死亡或失踪,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救援;仅去年一年区域内就发生了4次7级以上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的发生再次证明,在自然灾害面前即使是现代化发达国家也是那样渺小无助,昭示了建立健全国际救灾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不仅如此,从安全角度来讲,任何大规模的核泄露,都不仅涉及本国安全,还会影响到周边地区,甚至演变成全球性安全事件。本次日本大地震引发重大核安全事故,势必引起东亚各国重新审视区域内环境安全,引发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集体安全关切。此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显著的产业链分工,特别是中国及东盟各国外贸结构形成了对日本上游零部件下游消费市场两头倚重的格局。本次日本大地震引发的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中断,使东亚各国相关产业受到波及,更直接揭示了区域内各国非传统安全的紧密联系。
   综上所述,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连锁反应,无论从现实利益还是从心理上都大大增加了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绝对脆弱性,也提高了日本在各国中的相对脆弱性,这无疑会提高包括日本在内各国的合作意愿,由此推动东亚合作在某些功能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任何将中日纳入其中的东亚合作进程的推进都有利于维持中日关系的稳定。
   第三,日本外交中的“同盟”因素将更加强化 
发生灾害后日本迅速向美国通报了情况并请求美国援助,作为盟友的美国在这次灾害救援中的表现也确实非常“给力”。翻看战后日美同盟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当日本经济实力强盛,自信心提高时,其国内政治家追求“多边自主外交”、“与美对等外交”的声音就比较强;而当日本经济不振,自信心低弥或有求于美国时,其外交政策则更大程度上受日美同盟关系主导。受此地震灾害打击,尚未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的日本经济恐再次陷入困境,在后灾害时期的对外政策上对日美同盟的依赖会更强。何况驻日美军在抢险救灾中的表现也会令其在日本国民眼中的糟糕形象大为改观,可以想见日本国民要求冲绳普天间空军基地搬迁的声音会大幅减少,无疑也化解了横亘在日美同盟之间的许多麻烦。在当前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形势下,日美同盟的强化无疑会使日本在对华战略选择上服从美国的亚太战略安排,对中国周边外交环境构成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同盟关系是在实力和地位不平等条件下的强化,无疑将进一步制约日本“政治大国”理想的实现。
   此外,大灾难使日本政府的财政形势更加严峻,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盟友,日本的投入能力与美国的期待差距拉大。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不愿也不能独立负担其全球战略成本,日本投入能力的削弱也可能导致美国重新定义日美同盟的作用,调整其亚太战略的步骤。
   三、对中日关系的思考与展望
   东日本大地震刚刚过去,其引发的重大核泄漏事故的衍生效应还在继续发酵,受灾群众还远没有走出灾难的阴影,此时来分析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可能为时过早。如同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一样,其影响在发生当时往往并不能看清。近期国内外关于日本是否处于“历史拐点”的议论很多,笔者认为,与其盲目揣测“拐点”,不如脚踏实地从现实出发,对中日关系做出负责任的思考与展望。
   第一,须从战略高度出发,继续推进战略互惠关系。2008年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中日间第四份重要的政治文件。所谓战略互惠,即“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这个判断并没有过时。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中日都需要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不能承受两国关系恶化的代价,这就是中日的共同战略利益。庞中英(2004)提出中日关系进入非传统因素主导的时代,[10]在资源、环境等瓶颈的制约下,中日两国惟有跳出传统地缘政治的狭隘思路、抛弃“零和”思维模式,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才有可能维护两国的根本利益。其中,强化交流、增强互信是最根本的途径。
   第二,须建立健全危机处理机制。如前所述,中日间将长期存在结构性困难,中日间实现长期友好的理想状态并不可期,危机不断将是中日关系的常态。因此,应该全力争取的,就是在这漫长而艰难的调适期中,确保关系基本平稳,避免因偶发事件导致的全面恶化。为此,双方应协商建立争议地区的危机处理机制,应对突发事件的沟通机制,并使其常态化运作。当前,中日间已经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形成了一些交流机制,如中日战略对话、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日东海问题磋商、中日防务安全磋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等等。可以在这些机制的基础上强化其危机处理、风险控制的功能。
   第三,须正确引导舆论,减少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每一次中日关系发生波折,都能观察到两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迅速蔓延,使两国政府在外交处理上限于被动。对于这种现象,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教授曾不无忧虑地提出“‘愤青’的观点搞不好中国外交”,“如果按他们的思路去处理外交问题,我肯定,几个星期内,我们周边的缓和局势就荡然无存了。”[11]在网络市民社会发达的今天,中日两国民间情感的波动将事关中日关系正常发展和地区安全的大局,是必须要纳入中日关系的大局中来加以管理的。
   第四,加强中美协调是关键。21世纪初叶的世界格局变动中,中美间的矛盾与协调可谓是最重要的一组互动关系,既关系到中美两个国家的长远利益,也关系到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未来日美同盟的不平等性不会改变,中日力量对比的发展趋势也可能不会逆转,中日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从属于中美关系的大局而起伏。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稳定从根本上也必须以中美协调为基础。从2010年中美之间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中美间的合作与冲突在同步强化,一方面竞争意识上升、不信任气氛显著增强,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双方维持稳定大局的决心。这是由美国一方面竭力维护其霸权空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世界权力和影响趋于分散,对华倚重增加的现实所决定的。今后中美关系将长期处于这样的双重结构下:“既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又体现了权力政治的矛盾”[12]。这说明中美协调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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