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回族小说中的少年形象(2)

来源:南粤论文中心 作者:王继霞 发表于:2015-11-12 12:10  点击:
【关健词】回族少年形象;孕育发展;精神流变;价值反思
(二)新时期:追问历史重构自我 19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全新发展。少年形象,相较于前者,这一代人没有了贫穷困厄境遇的挤压,他们和许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一样,对时代和生活充满激情与憧憬

  (二)新时期:追问历史重构自我
19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迎来了全新发展。少年形象,相较于前者,这一代人没有了贫穷困厄境遇的挤压,他们和许多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同龄人一样,对时代和生活充满激情与憧憬。然而这种共鸣并不能彻底消除他们精神深处潜在的隐痛,在时代主潮的起伏冲击之外,他们还承受着多重文化抉择、身份认同等新的焦虑,这成为其特有的成长之痛。
《高高的宣礼楼》中的哈桑是一个在红色风暴中迷失自我的回族少年。他与许多回族孩子一样,自幼在“祖习、风俗、自性”的形式中接受着基本的伊斯兰教文化熏陶,在情感和信仰上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坚守民族立场,以异于“常态”的文化身份行走在世界中,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伴随在这一代少年的成长之旅中,令他们困惑不已。王延辉笔下的马力,使少年的求索就具有了为民族代言、为自我明证的双重意味,个体成长与民族文化精神内核的自我确认紧密联系起来。
相较于第一代少年置身族教中迷茫地观望外界、踟蹰不已,这一代人已经大大走出边缘,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家庭与寺坊结构成的较稳定的生活小环境与全新政权领导下的社会大环境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意识到必须在强烈的社会位移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于此,精神上求索定位的诉求更为急切。
(三)新世纪:世俗来袭心无所依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潮涌动不息,道德滑坡、信仰衰颓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马金莲笔下的舍木,不愿忍受贫瘠闭塞的乡村生活,不愿听命或念经或读书或务农的生活安排,瞒着老父“从穷山恶水的地方逃出去”南下打工。在深圳这个“奢华富裕”光怪陆离的城市里,“他把自己弄丢了”,就像“是一滴水,掉进这个城市就被淹没了”[4]。卖血攒钱的日子最终击垮了舍木的健康,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陨落。《黑心蓝肺》中的少年,原本过着平静温馨的生活,不想富家子弟的骄纵妄为破坏了这一切,父亲为此奄奄一息,母亲含冤奔走求告无门。冰冷的现实境遇将希望一点一点被碾碎,最终伴随着“我想看看你的心是不是黑色的”愤怒呼喊,少年走上手刃仇人以暴制暴的复仇之路。消费主义浪潮中社会道德失范、传统信仰衰颓带给少年尖锐的成长体验。
这些奔走在世俗大潮中的少年们,与传统的乡土、信仰越来越远,精神悬浮,青春破碎,在物欲、权益、不公、交换的纠缠中越陷越深,活在当下活在现实中日益成为他们的人生轴心。
从宏志的彷徨到马力的追问、舍木的抉择,回族少年的精神之旅充盈着成长的现代性,在与外在影响相对抗较量的过程中,他们或回归于某种传统信念、或迈入新的被感召的轨道,于此个人叙事与民族叙事相互交织,回族社会在20世纪现代转型重要节点上平衡自我、民族、国家的多重召唤,重构现代意识的复杂精神裂变与重构得以动态性具象呈现。
三、回族少年形象的价值反思
少年是孕育于回族生活深处、浸润着该民族独特文化气息和原初生活印迹的一个艺术典型,具有重要审美价值。
它自20世纪初期回族现代小说兴起之时孕育,从最初的横截面式的简笔勾勒到以短篇小说为载体的多维度细致摹绘,审美意蕴不断提升。例如同样是描写学龄少年的生活,早期报刊文学作品往往止于主人公对积贫积弱生活际遇的伤感直白的述说;而当代小说创作则尝试从客观自然生态、具体人文语境、个体经历际遇、心性气质等多种角度展开对人物精神世界的阐述。如古原的《白盖头》就细腻绘制了少年的生存氛围:空旷荒僻的乡野、捡拾草木的光阴、咩咩叫着的小羊、衰老贫弱的奶奶。这些共同传达出一个寂寞失语孤独无助的精神世界,它隐含的不仅是少年个体成长的痛楚,还有诸如生命、宇宙、孤独、无力等超越时空困扰人类的永恒精神命题。于此,为了缓冲叙事张力、抚慰少年心灵,作者精心设置了一个深具民族文化意蕴的、戴着白色盖头的老人,作为少年成长的精神范导者,引领他完成自我建构。小说中“戴着白色盖头的老人”成为一幅“赏心悦目”“洁净”“高贵”的画面,定格在少年视线中,消减着他的无助与孤寂。这种独特范导者(如清真寺、盖头、老人、牛、羊等)的设置,在其他少年形象塑造中也常见到,它们传达出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的希望、憧憬、再造、想象,使得这一文学典型浸润着民族文化的诗性美,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创造。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形象的塑造仍有极大提升空间。目前尚未出现以此为核心、在主流视域内也生成广泛影响的作品。创作主体对该群体关注度的不足、短篇小说容量的有限等都亟待打破。事实上,作为行走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未来回族人的代表,少年的精神世界尤为值得关注。他们面对的成长环境日益复杂,遭遇的精神纠葛与成长话题也更为多样,它可能表征在衣食住行和思维情感的方方面面,融个性、民族性、地域性乃至世界性等多种特质于一体,这些深层理性都有待于创作者深入体察与挖掘,为此这一形象也将有望在更深广的层面上产生价值。
童庆炳先生谈到当代文学价值建构时,主张既要重视“历史理性”,更要强调“人文关怀”[5]。就少年形象而言,它一定程度上浓缩着回族社会20世纪现代转型的精神缩影,其历史认知价值不容忽视。建国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必要的文化整合与思想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稳定团结的社会新格局的建构。在今天全球化的现代转型背景下,深入阐释和有效运用各民族适合时代、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进步文化资源,无疑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的世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文.宏志[J].晨熹旬刊,1935,1(12-14):20-22.
[2]马湘.诱惑[J].成师月刊,1934,1(1):10-13.
[3]红霞.新路[N].月华周报,1948-08-01.
[4]马金莲.孔雀菜[J].回族文学,2011(6):4-15.

  [5]童庆炳.现代诗学问题十讲[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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