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7和G20货币协调机制改革。未来G7机制如能扩展到G20集团，即G20能成为由主要国家领导人与会并以重大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广泛性论坛，将不失为多边货币协调机制改革的现实选择。那样，G20将真正实现合二为一、互利共赢，既因囊括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而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又因得到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保证而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即使某些问题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各经济体间也可在此交换意见、缩小分歧，并适时寻求妥协与折中。
　　（二）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的建设
　　近年来，欧洲、亚洲、拉美等地区都逐渐意识到区域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设的重要性。
　　1.欧盟货币协调机制的改革。欧债危机从根本上暴露出欧元区和欧盟货币合作机制不健全、运行不灵活及管理不完善的痼疾。为实现欧盟和欧元区平稳快速发展，当前的重中之重是调整、修缮和变革不合理的体制与机制。首先，应确保欧盟一体化的核心动力，巩固“核心欧洲”，对“双速（多速）欧洲”进行法律确认。其次，应提高欧盟政策协调机制的功能和效率，从根本上保证制衡与监督原则的贯彻落实，从而把欧盟建构成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货币区。当然，努力缩小成员国间经济基本面尤其是竞争力差距问题，也不容忽视，这是欧洲一体化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2.拉美地区货币协调的机制化。目前，拉美地区主要的货币协调机制是拉丁美洲储备基金，其功能是为发生流动性短缺的国家提供流动资金，但金额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要想提高货币协调效果，就应努力加强本地区经济体间的政策协调，以提高自身的谈判能力。拉美国家应增强区域内宏观政策透明度，并形成定期会晤与沟通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货币协调；应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并协调各国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防止地区内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美元化国家还应在金融监管和危机预警方面加强合作，以便提早布局，增强合力。
　　3.东亚货币协调机制的建设。目前，东亚各经济体虽不具备进行制度化汇率合作的条件，但仍有必要就汇率调整的方向、程度、时间安排及货币政策、资本管制政策等进行协调，否则美元贬值时各国都倾向于等待邻国率先升值或使本国货币升值幅度低于邻国，以便享受汇率便利；而在美元升值时，又有可能进行“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最终“自相残杀”，各国均得不偿失。今后，随着各国经济状况、产业结构的逐渐趋同，东亚再将货币合作逐步推向制度化，进而通过建立货币体系实现对美元汇率的联合浮动，最终在机制较好的前提下，探讨某种形式的东亚货币一体化道路。
　　（三）国家间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建设
　　在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跨地区不同经济体之间特别是主要大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问的政策协调日显重要。
　　1.大国间货币协调机制的建设。大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金融市场较为开放和成熟，货币政策国际影响直接，所以，大国间的货币协调对世界经济具有实质性意义。再加上国家数量不多，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可兼顾有效性与可行性。2008年10月，美联储、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瑞典银行、瑞士国民银行等六大主要中央银行“联合”发表降息声明，在全球掀起降息序幕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大国不仅指美、欧、日，还包括新兴经济体。2011年IMF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美国、欧元区、日本和“金砖四国”GDP约占全球份额为60%（按购买力平价），如果再加上其他参与协调的国家，其份额将会更高。可见，将新兴经济体纳人大国范畴是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客观要求，有助于国际货币协调取得良好效果。大国之间可通过双边或多边货币协调，建立起有序浮动汇率机制；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来实现国内的经济目标；共同推动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发展；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和货币新秩序。
　　2.新兴经济体货币协调机制的建设。目前，全球已步入后危机时代，多数国家经济缓慢复苏，但金融风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应采取处于尾随地位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方式，而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并将自身后起之秀的优势地位充分发挥出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转移速度在加快，影响力达到近60年的顶峰。世界银行资料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当前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GDP总量已占到世界经济的50%左右。然而，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这一重要力量在国际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声音却很小，处于弱势地位。为此，新兴经济体国家应采取效率均衡博弈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在“互信”基础上主动加强彼此问的货币协调与合作，逐步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和监管合作机制，进而努力增强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争取实现对称效率均衡，并推动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的建立。
　　三、启示
　　当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在必要性已有共识的前提下却未收获有效性的同步提高，其中制度缺陷与机制障碍是根本原因。尽管利益取向使机会主义随处可见，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依然有规律可循，那便是从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不断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度及话语权，以逐步弱化发达国家的霸权力量，渐进营造出制度化的均势格局。为此，我国要积极利用各种途径增强国际货币协调组织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藉此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之间的关联性日益加深，金融动荡和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中国既已走向开放经济，在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中便很难独善其身。国家间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决定了我国不能仅作国际货币协调的旁观者，希望以此谋求经济稳定增长和货币金融安全，而应在承担相应义务的同时更加有所作为，特别是应着力培养一批既具有专业知识又熟悉国际规则的高端人才，尽快提升参与国际事务的“软实力”，以推动国际货币组织协调机制的改革与重建，促使均衡协调格局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我国则应积极致力于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领头羊，并以其为平台审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陈晓莉.IMF救援方案的宏观经济绩效实证[J].世界经济研究，2005（3）：40—50.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